韋伯──近代社會學之父 西方現代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 本書對於瞭解韋伯在「哲學」與「宗教社會學」方面的研究，尤其是《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》一書的概念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。其中，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學的反省，值得關心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哲學概念的讀者費心細讀。更重要的是，韋伯探討的主題不侷限於一般所說的「方法論」問題，而是擴展到了知識理論與邏輯學的分析、乃至更根本的「知識」或「科學」的意義問題。 在〈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〉一文中，韋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，透過實例探討許多相關連的「基本的邏輯－方法學的問題」。〈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“客觀性”〉則討論「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」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「客觀性」。對於韋伯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體：「資本主義的“精神”」，是如何被建構及研究的議題，可自〈「文化科學的邏輯」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〉一文中一窺端倪。。對於如何掌握「歷史學的對象是什麼」及「歷史學之邏輯上的本質」這類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的問題，韋伯也在本書中作了詳細討論。 本書另外收錄韋伯對當時新康德主義法哲學家史坦樂（Rudolf Stammler, 1856-1938）及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布倫塔諾（Lujo Brentano, 1844-1931）著作的評論。其中論及韋伯的方法論思想中最重要的側面，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對「經驗上的詮釋」或「釋義學上的詮釋」這二條進路做出區分、「事實」與「價值」的區別、「價值關連」學說、研究客體之建構，以及「理想典型」的概念等。 最後，在〈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“價值中立”的意義〉一文中，韋伯提出對於「價值中立」這個概念提出最深入、細膩、且完整的分析與論述。韋伯認為知性、倫理與心的判斷各有其必須遵守的法則，不能以知性的認知結果去譴責心的感受或倫理判斷。心和倫理判斷是不受指揮、也不能被指揮的，也由此可知，知性的法則的侷限。這種「知、情、意」三分而各有其「固有法則性」的想法，可以說是韋伯的思想的「人學基礎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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